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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第一区”余杭，最近又得了个全省第一。根据浙江省商务厅发布的2023年半年度网络零售额数据，余杭区以1043.75亿元首次超越义乌，规模跃居全省第一。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为电商产业重要的数据指标，网络零售额反映了一个区域电商产业的整体状态。从2019年的全省第四，到2020年的第二，再到今年上半年的第一，余杭网络零售额在短短四年半内实现了三级跳，从中亦可窥见其电商产业所迸发出的超预期的澎湃活力。
与此同时，义乌前几天却收到了来自省委第五巡视组的问题反馈，内容包括：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改革试点工作不够实，对周边县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等。
虽说网络零售额，甚至“浙江电商第一区（县、市）”都是动态变化的，不排除未来义乌重新夺回第一的可能。但就趋势看，身为省会“第三中心”的直属区，余杭的电商产业整体超越处于省直管县与市代管县体制纠缠中的义乌，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而这背后，又将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说起余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阿里巴巴。确实，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余杭崛起史，最初靠的就是电商产业。
近年来，凭借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先发优势，余杭先后招引培育了一批主流平台电商、直播电商、品牌电商。在登顶“浙江电商第一区”之前，余杭已经连续三年蝉联杭州各区县（市）网络零售额总量第一。
截至目前，余杭各类电商类市场主体多达5万余个，从业人数超过12万，是杭州数字经济的一张“金名片”。去年，其更成为浙江省唯一被商务部列入电子商务政策直报点的区县。
这么看来，此番余杭登顶“浙江电商第一区”实属水到渠成。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来说，余杭的独特之处在于，拥有放在全国来看都居前列的完整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对此，澎湃新闻还曾专门做过一番详尽的梳理：
平台方面，随着今年3月快手浙江中心签约落户，余杭已经集齐了“淘快抖”三大电商平台；
产业方面，余杭不仅自己培育了大搜车、自嗨锅、认养一头牛等大批电商独角兽企业，还背靠杭州及周边地区强大的制造能力；
MCN机构和主播方面，余杭拥有遥望科技、蚊子会等头部机构，超100名百万以上粉丝主播、超500名十万以上粉丝主播；
物流方面，余杭是菜鸟的全球总部，同时还拥有华东最大的农副产品物流中心。2022年12月，杭州三大直播基地之中国良渚直播电商产业园试运营，从此，“吃在良渚勾庄”不再只是杭州人的专享。
……
近期，随着互联网平台监管风暴告一段落，电商产业正迎来快速复苏。作为浙江互联网电商大本营的余杭，明显“春江水暖鸭先知”，比如刚过完10周岁生日的菜鸟集团，最近就动作频频：先是官宣新掌门人，接着又推出自营品质快递业务“菜鸟速递”，并发布了其对于海外市场的布局。
这些都在暗示，“浙江电商第一区”或许并非余杭的终极追求，今后它还将继续随风奔跑、一路向前。
相比GDP的常年领跑浙江其他县区，网络零售额这个指标上的夺冠其实更令余杭兴奋，因为它的对手是早在2005年就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小商品中心”的义乌。
这座四面环山、资源匮乏的浙中县城，曾是浙江草根经济的代表城市。特别是义乌的国际商贸城，更被称为“全世界冒险家们的乐园”。不同国家、民族、肤色的商人在数以万计的商铺间穿梭往来，把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等一切你能想到的生活用品，用集装箱、轮船、飞机甚至肩背手扛的方式，运往全球的各个角落。
所以，尽管相较北上广深，义乌在GDP、人口等城市综合体量上只能算是一个三线城市，但如果从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义乌却当之无愧可称为全球贸易“一线城市”。不止一位外国商人说过，如果义乌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全世界的超市可能都将停摆。
不过受到电商的冲击，建立在实体市场之上的义乌一度遭遇困境。但经过“电商换市”的自我革命后，又重新焕发生机。
过去我们常说，占地470万平方米、有着7万家店铺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如果你每家都转上3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歇，那么至少得用一年时间才能从里面走出来。而现如今，义乌网店数量已经超过了30万家，如果每家浏览5分钟，一天8小时，你差不多需要9年才能浏览完。
这背后，是淘宝、天猫、速卖通、eBay、亚马逊、Wish、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据一位在义乌深耕多年的商家回忆，很长时间里，义乌跨境零售电商领域，eBay和亚马逊二分天下，主要面向欧美市场。2013年以后，阿里巴巴旗下的速卖通迅速崛起，“依托其全球渠道，大大拓宽了义乌商品的市场。”另外，同属阿里巴巴旗下的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近年来也发展迅猛，并于日前再获阿里巴巴8.45亿美元注资。
借助这些平台，如今“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线上交易额早已超过线下交易额。而靠着义乌的一枝独秀，金华常年高居全国城市快递业务量第一名，2022年达到惊人的118.05亿件。就连“华南千年商都”广州、“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都只能屈居其后。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义乌都已经如此努力了，“浙江电商第一区”的头衔为啥还会被余杭夺去，难道仅仅是因为余杭太优秀了吗？
在浙江，义乌是个特殊的存在。作为全国唯二实行彻底省管县体制的省份（另一个是海南），浙江一直存在“县强市弱”的情况，而义乌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别的地市底下虽然也不乏百强县，有些县（市），如慈溪，甚至已跻身Ⅱ型大城市。但市本级凭借直辖区数量（通常在两个以上）优势，GDP总量一般都能压底下强县一头。
唯有义乌是个例外，其GDP常年远超金华市本级（婺城区+金东区）。比如最近公布的上半年数据，义乌是912.35亿，而金华市本级仅有506.72亿，前者是后者的1.8倍。以致很长一段时期，义乌在全省GDP统计时都是单列的。
但是随着最近十来年，浙江逐渐从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型，市本级的优势来时凸显。越来越多资源、人才开始向市本级，特别是头部城市的市本级集中。
今年上半年，浙江GDP排名前十的县级行政单位中，9个为市辖区，仅慈溪1个县级市。而从这些强区（市）的分布来看，又有9个位于杭州、宁波两市，仅绍兴柯桥这一个非杭甬区县，但它也还是紧挨着萧山的杭州都市区核心区成员。
可见，一座城市的命运，既要考虑自身的奋斗，也要考虑所处的区位。事实上，余杭这些年能快速崛起，跟它是杭州的市辖区，又位于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重点开发的城西科创大走廊上，要政策有政策，要人才有人才有很大关系。
反观义乌，金华市本级比自己还弱，自然无法从它那里获得资源外溢。而跟省会杭州虽然离得不算太远，但毕竟不挨着。往北，与萧山、富阳隔着诸暨；往西，与桐庐、建德隔着浦江，加之山势阻隔，终究无法像柯桥、海宁那样融入省会都市区。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义乌无论是GDP，还是网络零售额排名的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用古人的话说，这就叫做“势”，人也好，城市也罢，只能顺势而为，无法逆势而动。尤其是当下，城市竞赛越来越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论出身、百花齐放的草莽时代，日渐蜕变为按城市行政等级分配资源。
我们看全国前十强城市，几乎都是直辖市、省会或计划单列市。就连最强地级市苏州，面对来自成都、杭州等强省会的竞争，也倍感压力。至于义乌，仅仅是一个县，不管怎么努力，天花板上限都太低了。
当然，义乌乃至浙江方面也不是没有采取过补救措施，比如推动强县扩权改革。2015年媒体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到，浙江一个地级市大大小小的审批权力约有1000多项，义乌拥有618项。用义乌一位公务员自己的话说，“该放的权都已经放了。”
不仅如此，义乌还获得了“11+1”的待遇：浙江省在11个地级市外，将义乌列为计划单列县。省里一些重要经济计划指标的分配，如土地、金融指标等，义乌都是作为地级市的待遇单列。即便是浙江召开地级市的经济工作会议，身为县级市的义乌也要参加。
给了这么多，义乌还是弄丢了“浙江电商第一县”的位子，难怪巡视组要吐槽义乌，“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工作不够实”。
但正如上面提到的，当资源、产业逐渐向杭甬集中，地级以下城市的衰弱早已命中注定。以电商为例，那些支撑义乌国际商贸城7万家店铺“电商换市”的平台，总部多数在杭州、在余杭。所以说，余杭超越义乌的背后，是不同时代商贸平台的更迭，同时也是核心城市对于三四线城市的降维打击。而这些，都不是义乌能主导和改变的。
作者：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为父亲写史”计划发起人、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
「 图片 | 视觉中国 」
